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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,著名历史学者,1956年出生,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。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

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。

那一年,570万出身不同,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,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。27万人走进了大学,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,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……

高考的恢复,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,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。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,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。

四十年后,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,毫无疑问,最初几年参加高考,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,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,新技术,新价值,新共识,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。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。

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,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,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,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,高考本身,带给人们的是希望,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,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。

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,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,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,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,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。

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,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“我的高考”,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,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,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。每个人虽然渺小,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,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……(文/新京报记者宋晨希)

原标题:雷颐: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人们看到光

文|新京报记者李佳钰

东厂胡同一号,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。

雷颐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起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,并认准这是“最理想的生活”。又可以做研究,又不用坐班,“我理想就两个,一个是要读书,另外要有自由”。

这么多年,他不停地写作,著作译作达数十部之多。他写论文、写专著、写随笔,出专栏,介入公共讨论,开设大众讲座,他没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,更没忘记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使命。

他念念不忘40年前的那场考试,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。

1978年,22岁的雷颐变换了三种身份:从军人、工人到大学生。他说,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,让他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。

雷颐,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,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。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

从知青到部队

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。尤其我父亲,是学建筑的,那一代人,他们的抱负是科学报国、工业报国、也从小给我灌输这样的理念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,但当什么样的科学家,却是不停摇摆,比如有时候想当物理学家,有时候看到几本关于化学的书,想当个化学家,当时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对我影响很大,天文学我特别感兴趣,有一段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天文学家。

我父母,虽然是学建筑的,但他们文学素养很深厚,而且他们从来不限制我读书,比如给我订各种杂志,有科学类的,《我们爱科学》,《科学家谈21世纪》,也给我们订《小朋友》、《儿童时代》、《少年文艺》等。当时比较小的时候就看连环画,看外国的比较多,所谓外国,就是苏联的比较多。后来看苏联小说。外国小说一直是父母的心头好书,林琴南翻译的《块肉余生记》,一直小心翼翼珍藏。那会儿我还太小,看不懂文言的翻译,后来大了再读,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。

六十年代,大概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喜欢看《参考消息》,当时《参考消息》还是属于严格控制的。

1971年,我初中毕业就开始下乡,当时的知识青年都要下乡,到农村又读了两年农村的高中。

初中毕业,雷颐开始下乡,成为知青。

在当时,农民的孩子能够读高中,这个家庭付出巨大的,不是家境相当好的,负担不了。

农村孩子都特懂事。学习还是很刻苦的。我记得当时农村的学校都是那种“土桌”,土坯垒上两道,垒两个墩,上面架一块木板,各家各户搬着自己家小木头板凳在那儿学习,晚上点煤油灯,都还不是煤油灯,是一个小瓶子,里面有点煤油,完了把一个灯芯儿往里面一弄,插进去,把芯儿点上。

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大家都读路遥那个《平凡的世界》,里面把农村青年上学的,农村青年的状况描述得非常细致、生动、准确。

我在农村实际上呆了四年,其实就是跟农民一起生活。这四年让我对农村非常了解。

因为“上山下乡”的政策,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呆够两年。才可能有被招工和当兵的资格。在农村我表现得也不错,所以当时招兵的就看中我了。

1974年,我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。我觉得自己有出路了,全家上下都高兴异常,知青能去部队当兵就是最好的出路,当完兵之后,就可以回城当工人了,又可以从一个知青,吃农村粮的,又可以吃商品粮了。

我被分到了机务大队,当航空电器员,维修歼-6飞机,你不知道今天这架出问题还是那架出故障,每天都要检修维修。

业余时间,我就可以打篮球,读书。

我所在的部队因为有很多文革前有文化的大学生,所以思想还是很活跃。大家也都彼此清楚,互通有无。不过当时的书只能在私下悄悄传阅,读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拿报纸遮住。我记得读过的有屠格涅夫的小说,有朱可夫将军的回忆录等。

1976年10月,粉碎四人帮,突然发现一个变化,就是文革前被禁演的很多电影开禁了,今天这个老干部解放了,明天那个事儿可以干了,可以抓业务了,我们部队可以理直气壮地抓飞行训练了。

1974年,雷颐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。

参加高考

1977年夏天,大概八九月份,突然有消息传出来,要恢复高考。我当时听到这个,报纸还没公布,已经传出来了,我都不敢相信。

后来果然报纸上登了,我就想高考,想参加考试。可部队很严格,我就跟中队里说,我想复员,当时不愿放我,中队指导员说你才来部队三年,你正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,现在复员多可惜。最后还是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,他是大学毕业生,他很理解我,他说也知道你爱学习、爱读书,真要考大学,那你回去还得好好准备。他写了几个数学公式,我都忘了,他说这个你都不会,那你得抓紧时间复习。

我挺感激他的。

1977年高考时,我在部队,我不能考。后来我就复员了,到工厂,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。我在工厂当了车工,因为那时候还讲究所谓的表现,我就得表现好一点,再说,你当工人了,你拿着几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,你总得去干活。

我当时已经决定要考大学了,到招生办交了5毛钱的报名费,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复习。实际上我的师傅也理解我,但师傅也不多说话,我那个师傅,当时是“工业学大庆”的“大庆式劳模”,他每天比别人上班要早,下班比别人要晚。我就得比他更早,比他更晚,我也没请假。

当时复习很累,夏天的一天,我们家差点失火,因为我复习到半夜,困得睡着了,盖个小毛巾被,那时候就是点蚊香,半夜我呛醒了,毛巾被烧焦了一大块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我们工厂对我提出特殊表扬,因为其他工厂里上大学的有好几个,其他的都是请了假,专门复习,只有我一天假都没请。

当时我就决定考文科,凭着我从小喜欢读书,有底子,我知道我考文科肯定能考上,考个什么大学我不知道,好大学、差大学我没有把握,但我知道我肯定能考得上,所以我就报文科。

大学时的雷颐。

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报个理工科,他知道我理科基础不行,他说,那你先报一个文科吧,他觉得我刚刚复员回来未见得能够考上。

高考分数出来,我考了355分。政治98分,满分100分,其实我政治都没怎么复习,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籍,对政治特别感兴趣。

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,填志愿时,我父亲就劝我,你能不能今年不上大学,如果你一年的时间好好从头学数理化,我觉得你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。

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那么想,还是希望学数理化,觉得文科就不是什么学问。

再说,我父亲本身就是学理工的,他接受的就是科学救国、工业救国,又觉得这是门可以傍身的技术,他们崇拜技术。

我已经知道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了。这么多年,从知青、到部队,到工人,没有间断地就是读小说和哲学类的书,就是在选择文学还是哲学上犹豫不定,两个我都特别有兴趣,但是最后还是想当作家的兴趣浓厚一点。就报了考古专业,想在外面跑,可以有写小说的素材。如果学理工科,我会报地质专业的。

但当时考古专业分数高,我差了几分,我就被分到了吉林大学历史系,文学梦未能如愿,却添了我在历史学上的兴趣。

我的大学

大学里我拼命的就是读书。

大学里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,就不用说新书,就文革前的那些书,许多是早就听过但一直读不到的,更多的是从没听说过的,所以我在大学里,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级以前,我早上基本没有五点半以后起床的,五点半之前一起床就到图书馆,而图书馆一般都是五点半到六点才开门,尤其像冬天的时候,长春下着雪,经常就我一个人在那个门口等着,这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英语单词,他一开门我就进去,到快七点半,匆匆跑回宿舍,洗漱叠被,吃早饭,吃完早饭又上课。

当时我可以说是很好的学生,也可以说是很不好的学生。学习很少像我这么用功的,但是我经常旷课,自己到图书馆找自己愿意学的书,拼命地抄,那时候也没复印机,也没电脑,就是手抄。因为好多东西从前只是听说过,这个也想抄,那个也想抄。抄了很多,做笔记,摘抄。比如当时萨特很热,我也差不多将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全文抄录。

当时在大学用功最多的,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,我对英语特别感兴趣,把26个字母刚学完了,老师让我起来背一遍,老师说,“你只背了25个字母”,你丢了一个,你再背一遍,我再背一遍,老师说,“你还是丢了一个,丢的还是那一个字母,只背了25个”,我想不起来我丢了哪个,老师说“你丢了那个i”,这个我印象很深。

雷颐大学期间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。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

我们班同学最大的32岁,最小的16岁。同学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当过知青,当过工人,有几位是工厂的党委宣传部的,干事,甚至还有厂副部副部长呢。有的是村公社副书记,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,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,很强烈的很明确的很成熟的自己的见解。那时候文革刚结束,校园还被很多其他单位占着,宿舍很紧张,我们一个宿舍住了14个人,上下铺。

在我们上大学之后,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一批是他们教过的,尤其是文科的最优秀的,因为我们有社会经验,有自己独立的思考,像学经济的,就和农村的东西结合起来。我对老师说,从前有句话叫“千顷地一棵苗”,我们就属于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,是以我们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的。

隧道尽头的那束光

从我读研究生起,我的志向就是做研究,或者到大学里当老师,或者当研究人员。1985年来到近代史所,到现在我的生活没有变化,除了家里的家务事以外,就是读书、写作、思考。

因为我从小就爱读书,后来越来越爱读书,理想就是:第一,我要读书,另外,能有自由,我是上大学之后,才知道原来大学老师是不要坐班的,我就觉得这是最理想的工作,要么当大学老师,要么到社科院、中科院当研究人员。我就来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。从前六个工作日的时候,是每周返所两次,现在变成五天工作制了,每周只返所一次。那这就对我来说很自由了,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按八小时工作制来说,我的读书、思考、写作每天远远超过八小时。

读研究生时的雷颐。

我找到了我自己最理想的的职业,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现在只要有时间有空间,一天24小时让我读书写作,我都觉得最幸福的,这既是我的生活方式,又是我幸福感的来源,又是我养家糊口的职业,这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。

1978年对我是个戏剧性的一年。那个时候。那一年的前三个月,我是军人,后三到四个月,是工人,再后面四个月,我是大学生。正好这个国家发生大转折的年代,这个时候确实体现出来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,时代命运影响个人命运。

1978年,一大批人的命运被改变,很多农村青年考上大学。考试上大学,不再凭关系,而是凭你自己的能力,凭自己的知识,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,高考制度的恢复,就意味着知识开始占重要地位。

我认为,恢复高考是个很伟大的举措,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自由选择命运的选择权。

在管制最严的时候,宽松一点点,大家就觉得舒服一些了,就像闷得透不过气来,突然开了个小孔。

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,让人们在快要闷的透不过气来时,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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